康熙五十一年，围绕皇位继承的激烈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太子胤礽，这位一度最接近帝位之人，最终因涉嫌谋反，被降为庶人，永远软禁。此前，老大因建议康熙除掉胤礽及“魇镇”事件，违犯了皇帝的底线，成为最早出局的一位。紧康熙借议举太子之机，对八爷展开清算，使其彻底失去争储的资格。至此，三个主要竞争者都先后被淘汰，而引发胤礽落败的，却并非表面上那些明争暗斗。
实际上，导致胤礽败北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盲目信任了身边的人，听取了错误的谋划。为牵连十三阿哥，胤礽按照亲信司马尚与黄体仁的计策，指使他人暗杀郑春华。正是这起暗杀计划的泄露，使得看似毫不知情的四阿哥获得了“百官行述”的情报，借机设局，最终把太子与任伯安往来的信递交康熙，为太子彻底失势埋下隐患。胤礽由此步步被动，继而酿成那场注定失败的兵变。
司马尚与黄体仁一直是胤礽最为倚重的心腹。他们在太子复位后，将“百官行述”交到太子手中，让他有能力掌控大臣和官员。太子采取建议，谋划暗杀和利益交换，一步步推进，却难以察觉其中的巨大风险。这些建议看似帮太子铲除隐患，实际却将他推向深渊。郑春华是否存活，于太子的地位已无太大实质性影响。康熙早已当众认定太子只是受“魇镇”影响而一时失态，对郑春华之事选择了宽容定论。太子本无必要再纠缠，否则极易坐实其动机，使自身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康熙保留郑春华性命，某种程度上也是试探和设局。郑的生死本无碍大局，另此举为太子设下囚笼，看他是否会再度行差踏错。倘若太子自律，安于现状，亦非没有转机。但康熙自知，胤礽难以改性，因此那道“复位”命令，只是出于安定朝局，以及为自己留名的考虑。太子继续谋算暗害郑春华，无异于自陷险境。司马尚与黄体仁的参谋，不是雪中送炭，反而是火上浇油。
事实上，司马尚和黄体仁过往的多次建议，都曾让太子深陷泥潭。国库银两亏空案中，二人先建议让老四负责讨债，再主张靠卖官鬻爵弥补亏空。这一切很快被八爷利用告发于康熙，虽未立即使胤礽丢官，却令皇帝对他失望，埋下了更换储君的念头。其实太子完全可以选择主动向康熙请罪，以权威身份协助追银，既能自证清白，也能保全威望。他偏听偏信下属，迷失了本应具备的政治智慧。
刑部冤狱事件中，太子同样受到连累。张五哥一案暴发后，司马尚和黄体仁以筹措太子“应急用钱”为名，行腐败敛财之实。本意是为太子“分忧”，本质却不过是借机自肥，把太子拉下水。大清吏治之腐败无所不在，但明目张胆行险，终为他人所乘。康熙以此着手清查刑部，也因此给了八爷党可乘之机。权力斗争的残酷在于，每一个漏洞，随时可以成为致命一击。
胤礽团队一而再再而三把他推向险途。在收到康熙退回的与任伯安往来之信时，本有可能停手示弱。但在司马尚等人的极力鼓动下，最终决定孤注一掷，策动逼宫。那次会议上，司马尚鼓吹以“玄武门之变”为鉴，步李世民后尘，并信誓旦旦地许诺七成胜算。康熙老谋深算，很难被如此粗陋的计策所中。精于权谋者，怎会没有预案与防守？实际上，胤礽自知无胜算，多年的太子经历，使他比任何人更明白身处何局。
胤礽之所以铤而走险，与其说是出于希望，不如说是无望之下的挣扎。他害怕的不仅是身死，更是失势。长年浸淫权力中心的经历，让他无法忍受再度贬黜的羞辱。哪怕明知必败，在心腹的怂恿下，凭着最后的倔强作出孤注一掷。
最终导致胤礽覆灭的，并非康熙的刻意设局，也非其他皇子的明争暗斗，而是身边两位心腹一步步将他引向深渊。用人失当，是太子致命的短板。有远见的领袖懂得善用下属，平庸的领导者则被亲信所误。很遗憾，胤礽正属于后者。权力的游戏，不仅考验心机，更考验识人用人的智慧。这一切，注定了他的结局。
（卿心君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