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王洪文
作者：徐景贤
在此，我愿先述及我所结识的王洪文。我与王洪文相识于上海文化大革命动乱之际，确切的日子是1966年12月18日。初识王洪文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名退伍军人的形象。他偏爱身着军装，那时正值冬日，他身上的棉质绿军装已被洗涤得略显泛白，头戴一顶翻边海虎绒帽，胸前佩戴着毛泽东像章。他操着一口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上海话表达起来略显生疏，偶尔能蹦出几句，但通常都以东北普通话交流，且带有浓厚的鼻音。他自称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人，生于1935年，比我小两岁。他的童年颇为艰辛，家中既要耕种土地，又要放养牲畜，尤其是东北的猪，需放养且需人驱赶，还要照看马匹。他的小学学业并未完成，文化水平不算高。
幼年时，王洪文在吉林漂泊不定。他回忆说，在解放前的某个时期，他在东北目睹了“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的一幕。当他们来到一家饺子摊前，由于没有盛放饺子的器皿，便将帽子摘下，请摊主将饺子装进帽子里。我们只能站在一旁默默观看。解放后，1951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毅然参军，此后他老是说，“我和你们，尤其是你老徐，并非同路人。”
那日，他醉意朦胧，紧握我的手，语气沉重地说：“老徐啊，我心知肚明，你对我颇有微词。我曾是牧猪人，也曾放牧牛群，而你，却是知识分子。”他这番话语，不过是酒后的肺腑之言，实则他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与我不在同一阶层。
王洪文自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担任通讯员，因此与原军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尤太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太忠常亲切地称呼他为“小王”。随军赴朝鲜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起初担任警卫员，后转为通讯员。王洪文胆识过人，回忆起他在前线送信的经历时，曾形容自己在炮火连天中，跑得筋疲力尽，便以两名死者的遗体作为垫子休息片刻，再继续前行。他参与了抗美援朝，具备一定的资历，但在部队中并未得到晋升机会。回国后，部队组建军乐队，他申请加入，并被批准。当我询问他具体职责时，他回答是吹黑管。尽管查阅了王洪文的所有传记，却未发现关于他吹黑管的记录。我好奇地问他如何吹奏，他坦言自己对乐谱并不精通，只是随意吹奏。当时，解放军戴船帽，他常常随意地将帽子扔来扔去。在军乐队中，他获得了副排级的待遇，最终从吹黑管的位置上退役。在部队入党后，由于缺乏发展前景，他复员至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同事们都戏称他们为“小加油”，因为需要在各纺车上加油。
文革初，王洪文在上海国棉17厂。
王洪文当时居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我好奇地询问他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他答道：“哎呀，挺无聊的，周末我经常去市中心逛逛。”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们习惯将上海市中心称为“市里”。他描述说，每次回厂时都会买六瓶啤酒，左右腋下各夹两瓶，手里再提两瓶，确保六瓶啤酒都妥善携带后，便乘坐外滩的六路有轨电车。在车上，他一边享受着啤酒，一边欣赏着电车“框当、框当”的行驶声，直到抵达杨树浦，六瓶啤酒也就此喝完。他的这种酗酒习惯似乎与这段经历有关。那时的一个青年工人，周末也只是在厂里无所事事地度过。王洪文的工资在厂里一直不高，直到后来调至保卫科才有所提升，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月薪也只有六十八元。他花钱大手大脚，既无积蓄也无房产，因此在找对象方面颇为困难。
在五十年代末，王洪文与崔根娣相识。崔根娣担任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虽然身为临时工，但她出身于优越的家庭。自幼被一对年迈的工人夫妇收养，养父母在定海路桥拥有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对崔根娣的背景深感满意，因此对她展开追求，并最终喜结连理。婚后，他们共育有一女二子。
文革爆发之际，王洪文在工厂内张贴了针对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从而跻身上海地区最早的造反派行列。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一边批判他人所持有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等级观念，却自己又对此类事物趋之若鹜。起初，他身着旧式棉军装，然而一旦掌权，便开始讲究排场，频繁更换崭新的军装。这些军装均系从部队索要而来，此外，他还索要了牛皮皮鞋和大衣，尤其是那种口袋带有盖子、象征干部身份的长大衣，更是置于肩头之上。
起初居于康平路公寓之中，该大院有三栋四层高的公寓，每层设有两套住房，一套用作办公室，另一套则作为居住之用。其中，居住套间为两室两厅，昔日乃市委常委的住所。王洪文入住公寓后，目光被前方一排两层高的花园洋房吸引，每套洋房皆拥有独立的庭院，栽种着果树，颇具雅致。这些房产曾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人的居所，继而又成为马天水、王少庸等人的栖息之地。王洪文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提升，遂搬至前方的小洋房居住。然而，即便如此，他仍感不满足，一套房产不足以满足其需求，于是又添置了两套。担任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在上海的房产所占比重不大，但他仍觉得居住地不够气派，于是又搬至一栋独立的三层楼洋房。该洋房精致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一角，可从荣昌路独立出入。二楼设有秘密房间，看似一面穿衣镜，实则打开后便是一个暗道，暗道尽头有几间秘密房间。这一切无不彰显，随着地位的攀升，他对物质的需求亦愈发强烈。
1975年，他决意连康平路院落中的那座洋房也放弃了，重返上海，迁至东湖路七号，即今日东湖路与淮海路交汇处的转角处一个大宅院，院中设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入住不久，他便让市委招待处起草了一份报告，提议将东湖电影院纳入其个人专属观影区域。当时我觉得这一要求过于奢侈，一方面毛主席强调要限制资产阶级特权，而他却似乎在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特权。我找了一个借口，向马天水表示东湖电影院自解放前便存在，在上海享有悠久的历史，将其纳入私人领地是否合适？由于我提出了异议，此事最终被搁置。
王洪文对汽车情有独钟，在上海的私家车阵容中，他拥有六辆各式豪车，此外还有专为他配备的安保车辆。其中，一辆是配备恒温系统的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驾驶座与后座间设有可升降的隔断玻璃，既隔音又增隐私；另一辆则是日常出行的西德奔驰。至于下基层视察时，他会选择一辆上海牌轿车以示亲民。此外，他还拥有一辆伏特加品牌和一辆北京吉普，这两辆车主要用于递送信件、搬运物品，甚至偶尔用于打猎。王洪文还特别定制了一辆防弹轿车，其玻璃采用几英寸厚的防弹材料，车身采用防爆钢板，重量惊人。为了验证其安全性，他将车辆运至靶场，接受机枪、步枪的射击，以及手榴弹的爆炸测试，均未能穿透。每次前往北京，他都会将这辆防弹车锁在车库中，返回上海后再投入使用。
在上海，王洪文亦偏好饮酒。由于当地规定严格，即便在酒店，自费饮酒也是规定。面对这一难题，他常选择前往部队，主动与军长、师长及副司令共饮，今天与这位，明日与那位，频繁沉醉于酒宴之中。
自林彪事件过后，王洪文升任上海警备区政委，肩负起赴杭州处理案件的重任。他自此愈发傲慢，常身陷于各类宴席的包围中，酒量亦随之增大，酗酒成性，情形愈演愈烈。我曾与王秀珍一同前往杭州探望他，只见他一日之内四餐必饮，早餐与宵夜亦不例外，常以茅台佐餐。醉酒之时，他常常语无伦次，言语不清。待其酒醒，便热衷于外出狩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陪同前往杭州，协助整理项目资料。跟随两个月间，目睹王洪文种种放肆之行，心中不禁暗自不悦，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
下马且饮洗尘酒。
商宾良朋欢腾座，
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抵达北京后，鉴于工资未曾上涨，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在马天水的同意下，每季度都会向王洪文提供数百元的资助，这在当时已属相当可观。在北京，王洪文亦需饮酒，我曾目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携带数箱白沙酒赠予他，这相当于免费之酒。然而，在北京饮酒亦需支付费用，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对策，便是前往人民大会堂购买剩余的国宴美酒。
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意见：“没门。他若想在我们这里捞取便宜，没门。”
王洪文与德狼犬
在王洪文权势鼎盛之际，他的爱犬享有上海市委的特供待遇；然而，随着王洪文被捕，他的爱犬随即沦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
南京军区领导送礼讨好王洪文。
在文革动荡时期，王洪文、徐景贤与王秀珍女士（均为女性）共同执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彼时他们均居于上海康平路上的市委大院，该地亦被亲切地称作“康办”。至1973年，王洪文脱颖而出，荣升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以及王秀珍等，相聚一堂。
自1970年起，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家属在上海康平路大院中安家。彼时，上海市的日常工作暂由王洪文掌舵，于是他迁至大院南侧的花园洋房，占据了其中两套住宅。住宅前方，是一片宽阔的花园；后方则有一条沥青小径，蜿蜒穿过草地，直通姚文元家属、徐景贤以及王秀珍所居住的公寓。王洪文周边的邻居，包括张春桥与马天水等人的住所。
不久，王洪文入住花园洋房之后，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赠送了他一条纯正的德国狼犬。王洪文对它疼爱有加，一有空闲便将其抱在怀中，并为它取名“马林”。他有两个儿子，当时正就读于小学，王秀珍为他们分别取了两个昵称——“大呆瓜”和“小呆瓜”。放学后，这两个“呆瓜”便会牵着小狼犬马林在院子里尽情奔跑。随着时间的流逝，半年、一年过去了，这条狼犬迅速成长，昂首挺胸，身高已达到半人，其外形愈发接近狼类，露出锋利的獠牙，伸出鲜红的舌头，显得阴森可怖。
马林这狼狗成长迅速，胃口也随之增大，每日需消耗数斤牛肉。面对王洪文每月仅68元的微薄工资，如何负担得起？于是，他巧妙地找了个理由：既然马林是王洪文的守护犬，其供应责任便归属市委警卫处。警卫处的负责人为了讨好王洪文，便派遣身着军装的警卫员每日送来牛肉等食物，以确保“马林”的饮食无忧。
狼狗马林闯康办
“马林”这条狼狗对王洪文一家，总是摇尾乞怜，俯首帖耳。然而，面对陌生人，它却露出凶狠的一面，总是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进行恐吓。王洪文住宅的后方，毗邻市委机关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工作室，此处过往的干部与工作人员络绎不绝。他们常常受到马林的威胁，内心充满了怒火，尽管如此，却无人敢怒言相向。
在日复一日的上下班、学途中，抑或是在结束一天忙碌后的归家路上，大院里的孩童们常常与狼狗马林不期而遇。那头狼狗似乎偏爱欺负女孩子们，远远地便狂吠着猛扑过来，令女孩子们惊恐万分，发出尖锐的尖叫声，四处逃散；姚文元的女儿与徐景贤的女儿更是多次被狼狗马林吓得痛哭失声。
大院内的职工及其家属对王洪文家饲养的恶犬颇有微词。无论是康平路的办公场所，还是市委警卫处，都屡次接到职工和家属关于养狗问题的反映。然而，由于王洪文的态度坚决，那条狼狗依旧在大院中肆无忌惮地游荡。
直至某日，险些遭遇不测，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方才着手探究如何妥善处理狼狗马林的问题。那日清晨，金英手提公文包，正准备外出工作，刚迈出楼梯，跨出大门，狼狗马林便突然从远方凶狠地猛扑而来。金英措手不及，加之她本身患有心脏病，这一惊吓使得她几乎晕厥……
马林此次行径激起众怒，尤其令姚文元的夫人深感惊恐，究竟由谁负责这起事件？院中各户居民纷纷向市委警卫处施压，强烈要求立即驱赶这只恶犬。恰逢王洪文将赴北京，犬只的主人离场，其庇护者亦不复存在，恶犬自此无法再为非作歹。
于是，大家开始出主意，给马林安排一条出路：有人提议将其送回原部队，有人建议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进行动物实验，还有人在私下议论，认为将其宰杀享用狗肉也是一条出路。
市委书记向犬宣誓忠诚。
在恶狗命运多舛之际，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亲自下达“指令”，决定将马林安置于上海西郊公园，悉心照料并对外开放。警卫部门领导闻令而动，迅速派遣了专责警卫，驾驶专车将马林安全送达。每日提供数斤新鲜牛肉，并精心建造了颇具规模的犬舍，使得这位狼犬得以享受尊贵优渥的生趣。
数月之后，王秀珍忽然心生一念：她不禁好奇那送往西郊公园的狼狗马林，其现状究竟如何。于是，她决定亲自前往探望一番，以便向王洪文作出明确的汇报。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王秀珍身着她在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定制的毛料装束，携同王洪文的几位“小兄弟”，并有警卫部门负责人相伴，乘坐数辆轿车，驶向了西郊公园。
一番“探望”狼狗的闹剧落幕之后，王秀珍自西郊公园归来，她那高亢尖锐的嗓音立刻响起：“徐景贤那帮人去看马林了，那狗体型庞大，圆润饱满，看起来十分威风。它还能认出徐景贤，真是讨人喜爱。”
远在北京的王洪文，接到了通过红色保密电话传达的这条“喜讯”，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王洪文被捕，马林遭人操控。
“主顾面前莫谈狗”，同理可推：“尊重犬类，亦是孝敬主人之意。”
狼狗马林自在西郊公园定居数载，无人敢对其妄加伤害。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动物园的饲养员们怒火中烧，遂毫不犹豫地将其宰杀，痛饮狗肉，方才消解了心头的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