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0年以后
印刻着提革拉帕拉萨二世年表的红色泥板的上半部分如今静静地躺在大英博物馆里，并被打上了编号K3751。同该年表的编写者一样为王室撰写史诗和年表的另一位亚述学者，沉浸在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辉煌之中，且确信自己所处的文明优于世间其他一切文明。同时，他也看到在现在的帝国中，说阿拉姆语的人越来越多，但他还是会用这种情况并不新奇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几千年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外来者不是征服者就是移民：古提人、埃兰人、阿摩利人、加喜特人等。这些民族最终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被全然同化，最终都丧失了原有的族群身份，但也帮助了为他们所接受的苏美尔-阿卡德文化的传承。
新巴比伦帝国
但这一次，说阿拉姆语的群体成了亚述国民，结果也截然不同了。因为阿拉姆人带来了强劲的秘密武器，它能让悠久的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传承终止，继而毁灭这种文明，直到抹灭其所有遗迹，令世间再也找不到有关这两千五百年璀璨文明的直接证据。与此同时，阿拉姆人接过文明的接力棒，带来历史的下一波浪潮，并为我们生活着的现代社会打下基础。取得如此巨大之成就的武器，是一种防止语言随时间流逝而消失的全新工具：字母。在刻着提革拉帕拉萨二世年表的泥板的顶部边缘，大英博物馆标注了字母“K”，它既象征着新旧文字的更替，也意味着新旧世代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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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学者认为，楔形文字最初是由会计人员发明的，并在书吏和学者手中得到了发展，而字母的出现则源于普通民众。最新考古发现表明，字母文字的灵感来自公元前第二千纪之初的一群移居至埃及的闪米特工人。他们受到埃及“象形文字”，也就是“祭司符号”的启发，发明了一套可适用于他们自己语言的速记方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近东研究专家约翰·威尔福德（John Wilford）教授说：“这些灵光乍现的闪米特人最早是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文盲。当时只有接受终身训练的书吏才能掌握正式书写体系中那些种类繁多的符号。因此，这些闪米特人从埃及文字体系中提取了一种简陋的文字体系。掌握这种体系只要数小时的学习，而无须终身训练。这一实用发明让士兵和商贾都能从中受益。”
今天全世界使用的每一个字母和音节文字（表示整个音节而不是单个字母的符号）都来自这个不起眼的源头，包括西方的拉丁语、希腊语和俄语的字母，再到印度、西藏和蒙古的文字。当然，在它们的演变过程中，许多符号，如希腊字母或拉丁字母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不是所有符号都发生了变化。字母“A”曾经以带有牛角的牛头表示，他现在虽然被上下颠倒过来了，但原来的形状依稀可辨；字母“L”“M”“N”也略有变化。我们在用alphabet这个单词表示字母列表时，其实使用了两个闪米特语单词的变形：第一个词是“Aleph”，意为牛；第二个词是“Bet”，意为房子。
这种工人的速记文字迅速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闪米特人以及迦南人、腓尼基人中传播，并在他们所在的庞大贸易帝国中扩散开来，而且每种语言又根据各自的需求调整了文字规则。
阿拉姆语的文字与普通的劳动人民密切相关，而楔形文字则被视作受教育者和精英阶级的专有物。阿拉姆语的符号相对较少，只有不超过三十个，可在几周的时间内学会，而楔形文字则需好几年的强化学习才能掌握。人们可以将阿拉姆语写在几乎任何表面上，如用墨水写在陶片、骨块或叶片上，用粉笔涂写在墙壁上，用尖棍划在地面上，以及正式写在羊皮纸或纸莎草纸上；但在写楔形文字时，即便是准备泥板所用的黏土都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难怪在该时期，读写能力的普及在速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正因为阿拉姆语易于书写且被写了下来，它才没有像之前那些移民族群的语言那样消失。也正是由于当时阿拉姆语的使用人数大大超过了阿卡德语，这一新语言才能快速奠定其作为第二大国民语言的地位，并最终成为帝国的主要官方语言和行政语言，乃至整个地区的通用语。此刻的阿卡德语就好比先前的苏美尔语，成了只有在外交、学术和宗教领域才会使用的语言。美索不达米亚人所使用的苏美尔语通常被拿来跟中世纪的拉丁语做比较，但现在我们必须对这种比较加以修改。如果将阿卡德语视作拉丁语，那么苏美尔语就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希腊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接受了教育的亚述人必须掌握两种语言，即能够自如地使用亚述语和阿拉姆语。雕塑、壁板和壁画上的书吏均以成对的形象并排出现：一人在泥板上印刻，另一人在皮革或纸莎草纸上书写。当然，关于这些书吏的书写内容并没有任何图像记录可供参考，这些内容更多是以抽象而非具象的风格呈现的，而且学者们的解读也各不相同。但鉴于每一种文字的书写方式都受限于其所属的语言，例如亚述语总是以楔形文字来书写，阿拉姆语则是用字母来呈现，所以假如楔形文字和字母文字的两名书吏要同时记录一段口述内容，那么其中一名书吏就得对口述内容进行同声传译。
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被替换，通常会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就此案例而言，阿拉姆语的兴起不仅对古亚述人造成了影响，还牵连了现代考古学家，因为语言和书写方式的改变意味着我们对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继承中断了。泥板往往难以毁坏，更不用说其中一些经过有意或无意的焚烧之后转变成了赤陶，这一情况在存放泥板的建筑受到严重毁坏时常有发生。虽然这些泥板被遗弃千年，但它们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最初印刻在上面的文字。然而，记录在如纸莎草纸和皮革等有机材料上的阿拉姆语文献做不到这一点。这种书写介质即使没有被焚毁，通常也会在几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腐烂、消失。因此，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最后几个世纪的文明知之甚少。除了极少数情况外，我只能知道古人选择使用即便在当时也只有学者、神职人员和古文物研究者才掌握的语言写下的内容。对于亚述人来说，这应该带来了一个可怕的警告，即他们的整个历史正面临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的可能。#图文作者引入激励计划#
就亚述字母的演变带来的影响而言，现代社会中没有可供比较和帮助我们理解的类似案例。最为相似的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的土耳其语改革。发起此项改革的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者和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pha Kemal），他又被称为阿塔图尔克（Atatürk）。该国的前身是统治期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奥斯曼帝国。1928年，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该国语言的做法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改造的拉丁字母。改革虽然在初始阶段遭到了抵制，但在短时间内便得到了推行。阿塔图尔克带着黑板和粉笔亲自前往土耳其各地，在市集广场和火车站设立临时识字课堂。此后，随着1932年土耳其语言协会（Türk Dil Kurumu）的成立，土耳其的民间习语和新造词淘汰并取代了奥斯曼时代所使用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的大量词和短语。所有土耳其人都得重新学习说话方式。随后的几代人由于仅学习了新的字母和新的“纯正”语言，已无法阅读写于1928年之前的文本。这一改革的后果就是土耳其民族的历史被全部抹杀，所有关于奥斯曼时代的大众认知也被完全清除。当然，结果无论好坏，这就是阿塔图尔克的本意所在。
亚述人能够预见这样的后果吗？随着阿拉姆语的大范围扩散，亚述人可曾想象到，奠定他们成就的悠久历史可能迎来消逝的一天？或许他们真的看到了这一天的到来：身为自豪的苏美尔-阿卡德古老传统继承者，他们预感到这个文明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威胁。
过去的成就可能化为乌有，就连他们的存在都可能被遗忘。这种恐惧感开始出现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亚述巴尼拔在尼尼微行宫建立的王室图书馆。他是亚述的最后一位伟大君主，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668年至前627年。尽管这座图书馆不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建立的第一座或唯一一座收藏大量文献的图书馆，但它是一座专为保护历史遗产而设立的档案馆。其中收藏的诸多泥板上都有这样的标记：“为了遥远的日子。”这也印证了亚述巴尼拔国王保存这些用楔形文字写就的文学瑰宝的用意——在遥远的未来，学者们可能会阅读这些文献。
我们不知道在故去的亚述统治者中有多少人识字，或者至少能够自己阅读书信和快讯，而不是需要秘书官为他们大声诵读。这种能力可能十分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表现国王接受的精英教育和具备的非凡智慧，而是因为它有利于国王获得事件的真相。不难想象，书吏们会仔细过滤要说给君主听的话。很多人害怕成为坏消息的传话人，尤其是在面对性情暴躁、脾气暴烈的君主时，传信之人或许会因传递的消息而受到惩罚。此类信息过滤的做法可能甚为普遍，因为在一封送至王宫的信的顶部就有明确的警告：“即将朗读此信的书吏，无论你是何人，不得对国王我主隐瞒任何内容，这样神明彼勒（Bel）和拿布（Nabu）才能在国王那里为你美言。”
亚述巴尼拔的能力不仅限于阅读，他宣称自己完全掌握了书吏的全部技艺。
朕，亚述巴尼拔，在宫殿之中，参透了拿布（学习之神）的智慧。各种书写的技艺，无一不被朕掌握……朕阅读艰深的苏美尔泥板，还有晦涩的阿卡德语，要想正确使用阿卡德语是很困难的。阅读大洪水之前的石刻铭文让朕十分享受。
他不仅会阅读，也会书写。
在朕之前没有一个国王学过的书吏艺术的精华，包括从头到脚的治疗之法，非经典之选集，巧妙的学说，有关医学大师尼努尔塔（Ninurta）神和古拉（Gula）神的一切，朕将其写在泥板之上，检查并校对，而后将泥板存入朕的宫殿以供翻阅品读。
（亚述巴尼拔的楔形文字书写能力有实证相佐：一些留存下来的泥板上刻有“亚述王亚述巴尼拔”的字样。很明显他的刻字技术并不纯熟。）
筹建图书馆似乎不只是一项满足这位博学君王的虚荣心的工程。亚述巴尼拔致信全国，要求各地将所有文本送至尼尼微。巴比伦城附近有一座叫博尔西帕（Borsippa）的古城，我们看到亚述巴尼拔写信给该城长官。“国王致沙杜努（Shadunu）：朕安好，你放心。在收到朕的泥板的当天，你要为联带来舒姆乌金（Shum-ukin）之子舒马（Shuma）、舒马的弟兄贝尔-埃提尔（Bel-Etir）、阿尔卡特-伊拉尼（Arkat-Ilani）之子阿普拉（Apla），以及你知道的那位博尔西帕专家；你还要带上他们家中的和存放在埃兹达（Ezida，博尔西帕城保护神拿布的主庙）的所有泥板。”亚述巴尼拔不仅想收集尽可能多的藏品，而且要确保自己拥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在信中，他还用每一份文本的开篇字句罗列出各祈祷文、咒语和其他文本，这种命名文本的方式在古代很普遍。他想获得开篇为“战斗”的系列泥板，以及“他们的血”“在战斗中矛不可靠近人”“休憩于野地而又就寝于宫殿”等作品。此外，他还要求沙杜努收集王宫图书馆中可能缺少的所有文本。
你要去搜寻，然后寄送给朕……宗教仪式文本、祈祷文、石刻铭文和一切有助于王室的内容，例如各城的悔罪书，还有有助于在恐慌时期蒙蔽邪恶之眼的内容，以及王宫所需的其他文本。既要有所有常见之作，又要有亚述所没有的稀有泥板。
朕已致信掌管神庙之人和行政主管，告诉他们你会将泥板存放在你的储藏室中，任何人不得拒交泥板。如果你见到一些朕未曾提到但又适合王宫的泥板或宗教仪式文本，就去检验它们，得到它们，再将它们寄送给朕。
幸运的是，亚述巴尼拔的目标实现了，他在自己的档案馆中“为遥远的日子”保存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中的文学瑰宝。在19世纪40～50年代，他的图书馆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的一批考古发现。就这样，这位国王的梦想实现了，因为他曾期许有朝一日，他的馆藏能帮助后世重拾关于这个文明的智慧结晶的记忆。在对古代尼尼微遗址，也就是现在的库云吉克（Kouyunjik）的发掘中，共计出土三万余份文本和残片，其中包含几千份各类文书——年表、神话、史诗、祈祷文、咒语、词汇表、预兆表、数学练习、天文表、医学典籍。这让当时那些试图破解和翻译楔形文字的学者感到欣喜万分。其中甚至还有一份收购目录，记录了国王的收藏中各个藏品的来源。例如：“一块内容为反巫术之道的单栏泥板，（作者为）巴比伦王的书吏拿布-舒姆-伊什库恩之子姆舍兹伯-拿布。两首‘哀歌’和一部‘解梦书’，共计一百二十五块泥板，（作者为）尼普尔的驱魔人阿拉布。”
然而，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早期发掘也留下了遗憾，由于原始的发掘方法以及正式记录的缺乏，从不同建筑遗迹甚至不同发掘地点出土的泥板全被混在了一起。直到现在，从所有出土泥板中找出相互匹配的残片的工作仍在继续。
发现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是奥斯丁·亨利·莱亚德，他是法裔英国冒险家、外交家和政治家。虽然发现埋藏于地下的多个亚述城市让他在国际上声名大噪，但这些挖掘工作在他漫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中所占的时间还不满五年。在莱亚德重拾其政治事业后，考古工程中的大部分组织和监督工作是由拥有亚述民族背景的霍姆兹德·拉萨姆（Hormuzd Rassam）负责的。拉萨姆是亚述巴尼拔子民的后代，莱亚德曾在其发掘记录中向拉萨姆致谢：“感谢时常在旅程中陪伴我的霍姆兹德·拉萨姆先生，他受委托作为发掘作业的总指挥，负责为工人们发薪水、处理纠纷和其他各项工作。只有像他这样对阿拉伯人以及考古队雇用的各领域人员都足够了解，并且能在他们之中树立个人威信的人，才能胜任这一职务。”
19世纪的欧洲人通常认为“东方人”油滑、懦弱且不值得信赖，但莱亚德未表现出半点傲慢轻蔑的姿态。在破解楔形文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亨利·罗林森爵士不仅对拉萨姆嗤之以鼻，还全力排挤他，不想让他在发掘工作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相比之下，后来担任英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莱亚德对自己的亚述副手表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他（拉萨姆）孜孜不倦地付出，尽忠职守地履行职责，富有幽默感，必要时态度坚决，而且充分了解阿拉伯人，就连那些在我们看来最难管理的人都对他十分敬重。因为有他，大英博物馆的人才能在研究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才得以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完成这些工作。如果没有他，仅依靠我手中的资源，我可能连目前已完成工作的一半都做不完。
莱亚德、拉萨姆及其团队是两千五百多年来首批探索亚述帝王的奢华宫殿的遗迹的人，他们的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在宫殿遗迹中，他们发现了把守过道和大型房间的巨型人首牛身翼兽拉玛苏（lamassu），这些怪兽头顶带角神冠。过道和房间的墙上通常还镶嵌着做工精细但令人毛骨悚然的浅浮雕板。在一条过道的尽头，他们看到了两座仅存下半身的巨像，立刻就辨认出它们是教给人类文明的埃利都之神恩基或埃阿的鱼袍侍从。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古代文学的光辉马上就要照进现代世界了。
由鱼神把守的第一扇大门通往互通的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之间曾有浮雕相隔，但大部分浮雕已被破坏。莱亚德第一次向公众解释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新的理念：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把泥板用作书写介质。这发生1857年皇家亚洲学会向四位学者发起破译楔形文字的挑战之前一段时间。
我所说的这个房间貌似是尼尼微的宫殿里用于存放文书的资料库。房间地面上堆放的泥板有1英尺多高；有一些泥板完好无损，但大多数已碎裂成块，这很可能是建筑顶部坍塌导致的。这些泥板大小不一，最大的泥板长63英寸，宽9英寸，表面平整；较小的泥板长度还不及1英寸，只刻有一两行文字，表面略微凸起。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大多笔锋尖锐、笔画清晰；但有些文字字号过小，如果不用放大镜几乎无法看清。
通常的情况是，灾难发生，宫殿被摧毁，“建筑顶部坍塌”，房间中的泥板被埋于废墟之下长达千年，亚述巴尼拔的藏品才得以保存至今。但我们确实知道这些藏品所在的阅览室的真实模样。1986年，有人在离巴比伦北部不远的西帕尔城遗址发现了一间没有被破坏的档案室，其年代可能要比亚述巴尼拔的晚一百年。只见档案室内靠墙摆放着大大的格子架，架上完好地保存着经过细致分类和明确标注的约八百块泥板。尽管大多数泥板的内容对学者而言已不再新鲜，但它们完好的状态有助于学者填补已有记录中的空白，正如耶鲁大学巴比伦藏馆的馆长所言：“这是一项人们等候了一个世纪的发现。”
19世纪的那种将文物如数运回欧洲的政策早已被废止，上文提到的西帕尔档案室被并入了伊拉克国家文物博物馆。该博物馆曾收藏了超过十万块泥板，规模空前。可是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这些文物惨遭洗劫，用于存放这些藏品的木箱被撬开，记录有泥板内容的目录被焚毁。它们被重新找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位考古学家哀叹道：“你把这些东西装在卡车后车厢，然后开过颠簸的马路，很快车厢里就只剩下一堆尘埃。”公元前612年，即亚述巴尼拔去世仅十五年之后，亚述的仇敌便夷平了亚述城和尼尼微。然而他们并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即抹杀亚述在历史上的地位。公元前401年，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和他的雇佣军都没有察觉他们在撤退途中路过了尼尼微遗址的所在地，古代战争的破坏程度可见一斑。拥有亚述民族背景的讽刺作家琉善（Lucian）用希腊语写道：“尼尼微的毁灭是如此彻底，今已无法确定其方位，该域的一丝一毫均不得见。”这也是“只要他们惧怕，随他们恨去吧”的帝国政策的必然后果，因为恐惧消散后，仇恨终将永存。对于当今那些仍在对邻国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来说，这便是摆在它们面前的现实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