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同志，作为宁都起义的独一老上将，曾忠实地服务于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长达13年。他先后辅佐过贺龙、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彭德怀、叶剑英等六位元帅，共计30年，堪称我军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谋长，其事迹在军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李达同志，一生征战沙场，事迹传奇，备受尊敬。他的功绩显赫，历经风雨，却始终保持着高尚的节操；他淡泊名利，专心致志于军事理论的深入研究，精于军事指挥之道，注重实际行动的效果；他品行端正，在多次政治风云中经受了生死的磨砺，为革命事业竭尽全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其风范流传千古，成为美谈。
李达将军仙逝之际，卓琳同志前来致以哀悼，她代表邓小平同志深情地表达：“李达同志堪称最杰出的参谋长！”
不问名分，专注工作
李达是一位默默耕耘、不问世事荣辱，一心专注于工作的人。
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他已身兼红二方面军与援西军两军参谋长之重任。然而，随着援西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他最初仅被任命为参谋处长，而参谋长一职则由倪志亮接任。倪志亮尚未履新之际，李达实际上已以参谋处长的身份，全权履行参谋长的职责。直至1938年12月，倪志亮被调任晋冀豫边游击司令员，李达方才正式接任参谋长一职。在那段逾一年的光景里，他始终保持沉稳，未曾有过情绪上的起伏。1943年9月，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前往延安，李达遂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指挥部队在诸多战役和战斗中取得了辉煌胜利。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李达毫不犹豫地重返军区参谋长的岗位。1950年2月，西南军区成立，李达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到了1953年4月，中央军委将他调往朝鲜，担任志愿军参谋长，他依旧二话不说，即刻赶赴朝鲜履行职责。1958年5月，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李达不幸遭受不公正的批判，被免去了国防部副部长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职务，仅保留上将军衔，并被调至国家体委担任副主任。面对个人的荣辱得失，李达选择将其置之度外，一到国家体委便全身心投入工作。
不许打士兵
李达，昔日由旧军队起义而来，却早已在灵魂深处融入了人民军队的血脉，成为一名卓越的指挥官。他不仅以身作则，将士兵视如己出，对于旧军队遗留下来的不良作风，更是严格整治，毫不姑息。
1941年的某个清晨，李达于驻地内一座古庙内召集一二九师司令部的全体干部举行会议。他面容凝重，平日里常挂的笑容已然不见，使得会场的氛围变得异常紧张。
“然而，随营学校的教员孙烈竟对马夫施以暴力，致使马夫口鼻出血。此行为已触犯法律，必须立即将其送交军法处，予以严惩！”
孙烈静默地站立于队列之中，听闻此言，他缓缓低下头颅，迈出坚定的一步，毅然离开了队列。随后，两名战士上前，将他引领至一旁。
孙烈，出身于国民党旧军队，李达对他颇为了解。在孙烈被囚禁于军法处期间，李达特地前去看望，对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帮助与教育。孙烈深受触动，进行了真诚的自我反省。目睹孙烈对错误有了深刻认识，李达遂下令释放了他。
此事件令司令部的全体干部均深感震动，自此，会议之后的长久一段时日，干部对士兵的粗暴行为未曾再次上演。
自己完成任务
1943年秋季，面对严重的灾荒困境，太行军区发出指令，要求全体机关干部每人采集5斤花椒叶。这些晒干的花椒叶可被研磨成粉末，随后混合于粮食中食用，以缓解粮食短缺的紧迫问题。
太行军区机关设于涉县，此地以盛产花椒而闻名，被誉为“十里香”。然而，在遭遇荒年之际，附近平原上的花椒叶子几乎被一扫而空，唯有远山之上，尚存采摘之机。
在繁忙的指挥战斗与工作之间，李达依然坚持携带小篮子上山。同事们劝慰道：“李司令员，您事务繁重，身体已显疲惫，还是留在山下休息吧。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多采摘一些，您的份量自然不成问题。”李达却坚定地摇头：“如此不可，采摘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我个人的生产任务必须亲自完成，怎能依赖他人？”
李达便在这般情境中，每日于晨曦初露与夕阳西下之际，持之以恒地攀山采摘花椒叶。最终，他上交了总计8斤花椒叶，超出任务量3斤。机关干部们纷纷对他肃然起敬，而驻地的百姓亦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予以赞许。
勿干扰孩童学业
初入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境况颇为艰难，物资匮乏，衣不蔽体，生活之苦难以言表。即便李达将军一直高度重视的、由司令部值班参谋坚持记录了十余年的《阵中日记》，亦因纸张短缺而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一日，司令部的数位参谋于一所空旷无人的小学校内偶遇白纸，惊喜不已。他们推测，或许是因师生对我军行踪一无所知，故而避于一隅，特意留下了些许银两，并将这些白纸携回。
“大别山区的经济与文化原本就相对落后，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即便学校有资金，也难以购得纸张。没有了纸张，孩子们便无法继续学业。我们身为人民的子弟兵，理应时刻为百姓着想，无论面临何种艰难险阻，都绝不能让孩子们的学业受到影响。李达的这一番话让参谋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遂将纸张悉数归还给了学校。”
如何撰写《阵中日记》？李达指示参谋们搜集现有的《阵中日记》。他拿起一本，在背面试验了一下笔迹，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瞧，背面也能书写，那就用这些旧本子继续记录吧。”
这些两面密密麻麻书写着文字的《阵中日记》，至今仍珍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目睹这些珍贵文献，人们不禁回想起大别山那段充满艰辛的岁月，以及刘伯承、李达两位将领对孩子们深切关怀、重视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
决不能小看厕所
李达的众多老战友与老部下均铭记于心的一点是：他对厕所的重视程度令人难以忘怀。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即便行军作战的节奏紧迫，李达亦不忘在部队安营扎寨之后，亲自率领司令部的各位处长深入各部队的驻地进行巡视。检查的项目中，有一项便是亲自查验厕所是否已经挖建。在部队启程之际，他还会再次前往查看，确保那些临时搭建的厕所中的茅坑已被妥善掩埋。
“看似简陋的厕所，实则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它能提升军威，亦能损害军威。检查厕所并非仅仅是关注环境卫生，更可以揭示我们的工作作风，洞察部队的生活与健康状况。”
自建国伊始，我军官兵便迁入营房，并配备有了标准化的厕所设施。李达在视察部队时，依然会对厕所的卫生状况进行严格检查。1953年3月，他莅临贵州军区，对部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考察。他注意到众多连队的厕所卫生状况不尽人意，于是便将该问题以正式形式提交给了军区领导同志，引起了高度重视。
王振西，李达任副总参谋长时期的秘书，曾回忆道：在李达对沈阳军区和兰州军区进行工作检查时，他总会亲自考察连队的厕所。然而，当抵达新疆军区时，他的检查变得更加细致入微。他强调：“这不仅仅关乎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更关乎党的民族政策的大局，绝非微不足道的小事。”
什么将？芝麻酱
1955年，我国军队引入了军衔制度。在评定军衔之际，李达的妻子张乃一好奇地询问他：“你评上什么军衔呢？”李达沉思片刻后，谦虚地说：“或许是中将，或许是少将，我觉得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贡献还不够。”不久后，李达因在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等职位上的卓越贡献，被授予上将军衔。然而，他对此事始终保持低调，从未向家人透露过自己的军衔。因此，孩子们对父亲的军衔一无所知。女儿就读的学校里有很多军队干部的子女，她听到同学们谈论各自父亲的军衔，便也想了解一下父亲的军衔。一天，女儿问李达：“爸爸，你是什么军衔？”李达愣了一下，随后笑着回答：“小孩子家家的，管那么多干吗？……我是什么军衔？不过是芝麻酱、黄酱罢了！”过了许久，孩子们才从报纸上得知，原来父亲的军衔是上将。
150卢布零用
1961年七月，李达率领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代表团出访苏联，对该国国防体育项目的开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
抵达莫斯科之际，代表团成员李达按照既定规定，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领取了150卢布，此款作为其个人零用。
正当“三年困难”的末期，我国市场上的日用品与食品均面临极度短缺。本可利用这150卢布为家人购置所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李达仅以40卢布购得两罐辣椒酱，余下的100多卢布，均在归国前夕悉数退还给了大使馆。
李达，一位地道的陕西人，而陕西人有个显著的习惯，那就是“无辣不欢”。因此，有人推测这两罐辣椒酱很可能是李达自用的。然而，他们的想法并未准确。回到北京后，李达竟将这两罐辣椒酱慷慨地赠予了国家排球队。
如此一来，李达的150卢布零花钱，分文未动，既未为自己，亦未及家人。
忧心之事
1980年1月13日，李达正式获任中央军委顾问，结束了他在副总参谋长一职上的履职生涯。
“若我被委以顾问之职，定当名副其实，不负所托。”对于国家与军队建设的不断进步，他深感欣慰；而对于部分单位和个别人所滋生的不正之风，他亦忧虑不已。
某日，他审阅文件至中途，笔尖顿住，若有所思地询问办公室同仁：“自何时起，奢靡之风、铺张浪费的现象变得如此严重？如何才能有效遏制这种现象？”这些话语，道出了他晚年不断深思的问题所在。
李达常爱援引刘伯承元帅的教诲：“刘帅时常提醒我们，无论官职大小，一声口令足以使万人齐整。然而，你必须牢记，这种权力源于党的赋予，来自人民的信任。你自己并无什么特殊之处，绝不能自满自足，更不能沉迷于虚荣之中！”李达亦钟爱两句古训：“纵览古今无数事，谦逊乃成功之基，奢侈则导致败亡。”他以此自省，并以刘帅的教诲和古训来警示周围的战友。
即便在他病情加重，入院治疗、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之际，他仍不忘就端正党风、纠正社会上不良风气的问题，向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致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