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与田家英，作为上世纪40至60年代中共党内杰出的两位才子，陈伯达年方18岁便崭露头角。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先后抵达延安，并于1939年及1948年相继成为毛泽东的幕僚，跻身秘书行列。在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前，他与陈伯达曾有一段师生情谊，以及上下级的关系。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在保持原有上下级关系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同僚的深厚情谊。
满腹经纶的陈伯达与青年英才田家英，皆深受毛泽东的深切宠爱与信赖。自延安窑洞至京城的中南海，他们始终紧随毛泽东左右，伴随其左右。在陈、田的政治生涯中，这无疑是莫大的荣幸。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之间并未因同任领袖秘书这一身份而增进关系，反倒是产生了纠葛，滋生矛盾。这种纠葛与矛盾，正是在那个最注重矛盾的领袖身边逐渐显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的荣辱得失，矛盾也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一种难以释怀的怨恨。
据悉，陈伯达与田家英之间的不和早在建国初期就已显现端倪。1953年，陈伯达与胡乔木、田家英共同肩负起起草宪法的重任。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和田家英与陈伯达时常发生意见分歧，争论不休。陈伯达表现出强烈的霸权姿态。尤其是在毛泽东主持的起草小组会议上，胡乔木对陈伯达所提交的初稿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导致陈伯达在会后大发雷霆。为了大局着想，胡乔木和田家英此后都将意见先行向陈伯达汇报，二人往往意见一致或较为接近。面对难以驳倒的胡、田，陈伯达感到极度挫败，于是消极应对，屡次发牢骚，声称要返回家乡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毛泽东与田家英》
“你究竟做了什么？”此事令田家英深感失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共八大决议中，陈伯达所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因此，陈伯达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心情一度苦闷，甚至有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慨。与此同时，“才子”田家英却因陈伯达的失势而洋洋得意。陈伯达在困境中感受到田家英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表现出明显的喜恶，这使得他对田家英产生了渐深的隔阂。（张希贤：《陈布雷与陈伯达——行走于中国历史转折关头的两位幕僚》）
由上述知情者及研究者的不同表述，我们共同勾勒出一个共识，那就是——陈伯达和田家英在彼时产生的分歧，根源主要在于性格上的不契合。这场纠葛，文字上的争执往往超过了观点上的分歧，情绪的碰撞更是掩盖了思想上的差异，荣辱观念的较量远胜于对是非曲直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显现了文人之间的相互轻视。
通过进一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存在这种相互轻视的纠结，甚至引发争论，他们的正常工作关系和人际交往似乎并未因此遭受重大影响或阻碍。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接下来的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陈、田二人的身影，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的，与其说是单独的记录，不如说是携手共进的“兄弟”形象。
吴冷西回忆道，毛泽东于7月23日对“右倾”的批评一语惊人，令“庐山会议”在一日之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原本旨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议题，瞬间转变为抵制“右”倾。这一突变如晴天霹雳，令乔木、家英、我以及陈伯达等人均感到愕然与迷茫。会议结束后，乔木独自返回住所，而我、家英与陈伯达则一同沿着河东路向西行进，途经仙人洞，全程气氛凝重，无言以对。我们四人被揭露后，中央随即立案展开审查。吴冷西：《家英共事时》
换言之，在象征着党内政治重大分歧的庐山会议上，陈与田的立场完全一致，观点毫无分歧，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驱使他们共同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他们同舟共济，犹如一艘船上的“难民”。
你这种做法实在不妥，中央刚刚通过了文件，你怎能如此轻率？我的批评让他感到尴尬。这便是我们发生分歧的起点。他试图转移话题，提及广州靠近香港，提议我们去那里看看。这让我感到意外，便问他为何有此想法，他透露自己有一个哥哥似乎在香港。我追问详情，他这才透露自己哥哥曾供职于中央社。我沉默了，因为田家英是我向毛主席推荐的，我理应对他的政治背景负责。他有着如此重要的社会关系却未告知我，这让我有所不满。
1961年3月，广州会议召开。然而，到了1962年夏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之际，双方关系急剧恶化，陷入了一种僵化的境地。在吴冷西所著的《与家英共事的日子》中，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景象：“家英曾向我描述，陈伯达此刻正负责起草决定，气焰嚣张，面对家英时，他竟无言以对，不施以问候，仿佛视而不见。”
不言一声，不寒暄，宛若未见，这充分彰显了彼此关系的僵化，以及矛盾的尖锐。然而，吴文并未详细阐述导致这一状况的具体缘由。从庐山的风波到北戴河的会议，短短两年时光，曾经的战友如同路人，转变之快、之剧，实在令人费解。即便陈伯达在广州对田家英有过严厉的批评与不满，似乎也不至于对自己的同僚和下属如此冷漠。
另有他因否？
果不其然，从《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我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请看陈伯达接续广州的叙述：“这次谈话虽不愉快，但觉得事情既然过去，也就算了，后来也没跟毛主席谈起过。回北京后，我有时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还是约上他一起去。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里， 毛泽东主席显得不太悦色地对我说：“你知道田家英如何评价你吗？”我愣住了，不知所以。毛主席将江青唤至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去告诉陈伯达，将田家英所提及的关于他的言论转达给他。”他选择不直接向我表达其意见，而是转向江青寻求沟通，意图借助江青之力来影响毛主席，此举无疑让双方的关系愈发难以修复。
原来如此。是来自第三方的因素，也就是毛泽东的参与。《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涉及与田家英矛盾关系的唯此一处，就是这惜墨如金的一处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珍贵的历史信息，为我们释读陈、田关系提供了一把解密的钥匙。
不论是在上下级的关系上，还是在长幼的伦理序列中，田家英总是主动向陈伯达致意，然而这次，陈伯达却选择视而不见，仿佛未曾察觉。田家英性格刚直，自然难以平复心中的怒火，这股气愤也并非轻易消散。然而，他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不久前的一次投诉，竟被“主公”不慎泄露给了被投诉的对象。而陈伯达，恐怕也未曾料到，这番转述背后隐藏的深意。
田家英向吴冷西透露，陈伯达对他“缄口不言，不主动问好，仿佛视而不见”，而陈伯达本人亦觉得彼此间的“关系已难以修复”。基于此，我们不妨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对陈伯达的传话，成为了陈、田二人关系发展的转折点。这一事件在潜移默化中加剧了他们之间潜在的矛盾，使得原本心怀芥蒂的陈伯达和田家英，步入了关系恶化的轨道。在此之前，二人之间的矛盾尚可调和，并未造成严重后果。然而，自那之后，陈、田之间的误解与积怨日益加深，直至终老，双方始终无法和解。
众人不禁好奇，毛泽东为何选择向陈传达信息？为何恰在此时向其传达？一种解释是，田家英遭受了批评，心怀委屈与不满，恰逢向江青和毛泽东倾诉的机会，毛泽东一时冲动，便转告了陈伯达。这固然是一种解读，一种基于常理的简单分析。然而，考虑到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和当时党内斗争的复杂历史环境，作者希望从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提供另一种解读视角。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凭着自己的威望打倒了彭德怀，取得了表面上的一时胜利，但接下来的“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大饥荒使党内外不满情绪急剧上升。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和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向来关于形势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比喻判断已不适合当前的严峻形势，而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刘的这一看法获得党内普遍共鸣，却又一次触动毛深藏于内的那根敏感神经。就在此时，田家英衔命下乡调查，返京汇报，其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在刘少奇处获得支持，而在毛泽东处情形却大不相同：
“这是你个人的观点，还是受到他人影响？”田家英回答：“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当时，毛泽东并未对此作出回应。（逄先知：《毛泽东与田家英》）
沉默即是强烈的表达。在庐山会议上，田家英与陈伯达，这两位毛泽东身边的才子，紧密地站在了彭德怀的行列中。田家英在私下里，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立场。“若能治理天下，却无法驾驭身边之人，恐百年之后，后人将对此有所非议。”的针对毛的三条意见，被泄露于众，毛泽东已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虽然隐忍不发，宽宏大量地把手下秀才保护过关，却并不等于秀才们已与过去一笔勾销，从此毫无牵挂，可以高枕无忧。这仅是毛泽东留用教育，以观后效的一种政治与用人策略。在党和国家两位主席相互较劲、党内政治斗争呈现激烈的重要时刻，田家英的此番汇报，让毛泽东又一次看到身边的田与自己相左，且 “毛对田的评语中，流露出对另一位主席的深厚敬意。”毛泽东不仅深感失望，更是怀揣着一种深切的隐忧，甚至情绪中夹杂着几分怨怒。
毛泽东自然深知田家英与陈伯达间关系的微妙之处，然而他们在庐山的表现，却非他所期望所见。分而治之的策略，毛泽东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意在证明，不仅能够治理国家，更能驾驭左右。因此，在北戴河会议的召开期间，上演了毛向陈传达信息、陈对田置若罔闻的奇异场景，同时，毛泽东也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对田家英提出批评，并对刘少奇的右倾单干风进行了有力反击。
这昭示着，陈与田之间关系的僵化，乃至最终破裂，与当时党内所经历的激烈而复杂的斗争，存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深刻关联。自那以后，田家英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投闲置散，乃分之宜”，以此自嘲，其内心的失落与无奈，不难从字里行间窥见。（吴冷西语）
田家英的直言不讳之性并未因时局所变，即便在罗瑞卿就“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这一观点向他求教时，他亦毫无顾忌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他明确指出，“‘顶峰’这一表述，有悖科学原则，亦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根本无法立足”。（陆石：《我心匪石》）
田家英无疑极具洞察力，且其见解准确无误，然而，这样的特质却使他触犯了禁忌。当“文革”的狂风骤雨席卷而来，党内斗争日趋激烈，罗瑞卿与杨尚昆相继遭受打击，田家英与他们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备受质疑。而他反对“顶峰”论调的立场被曝光后，便被当作“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
更不必提1965年12月，田家英删除“海瑞罢官要害”的纪要事件。在毛泽东眼中，这位曾被称作“右倾秘书”的田家英，在他看来已经彻底转向了另一面，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因此，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人一同，田家英在1966年5月被中央立案审查。这场审查最终导致了他的绝望，并以自杀的形式画上了句点。
田家英因绝望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陈伯达一时声名显赫，跃升至党内第四把交椅。但盛名之下，危机潜伏。他从政治秘书的身份一跃成为政治局常委，从幕后走向前台，参与决策。然而，不久后，他与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路线产生了分歧，从而遭到了冷遇。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他被彻底边缘化，其政治生涯的结局，比起田家英，更是悲惨，更具悲剧色彩。田家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便得到了平反，而陈伯达却始终背负着反党的罪名和指责。
文人相轻，幕府生非。田家英性格刚毅直率，陈伯达则敦厚内敛，二者性格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与纷争，这种纠葛源于工作上的摩擦。在1960年代，党内斗争激烈且复杂，身处雄才大略的毛泽东麾下，这种个人间的矛盾与纠葛逐渐演变成难以化解的怨恨。他们在政治的狂涛中起伏不定，挣扎求生，最终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文革”的牺牲者。此段所映照出的深重历史经验与教训，足以令后世哀悼与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