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的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10月，分散在各地山区的红军战士们陆续走出游击区，接受改编。全军共有1万多人，装备了6200多支枪，分为4个支队、9个团（不含四支队的手枪团），共计27个营（包括军部的特务营，九团只有两个营）。
四支队伍虽然叫手枪团，但实际上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再细分成几个小队，这些小队的规模差不多就是一个连。所以，新四军改编后总共有28个这样的连。连长的数量和八路军三个师的连长数量差不多。
那么，这28位营长日后会有怎样的发展呢？其中有多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军衔呢？
新四军在富庶的华东平原水网地带活动，那里是日本和伪军统治的核心区域，也是国军兵力集中的地方。战争非常残酷，在频繁的战斗中，有不少新四军将领英勇牺牲。
一支队下辖两个团六个营，原来的湘赣根据地红十六师改编为一团，也就是新四军的老一团。三营的营长是由原红十六师的副参谋长王怀生担任的。可惜的是，在皖南事变中，王怀生刚过完六十岁生日就壮烈牺牲了。如果他没有牺牲，在五五授衔时，他已经有70多岁了，可能会被授予少将以上的军衔，成为我军中最年长的将官。
二支队由原来的闽西、闽粤边、闽赣边和浙南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共有两个团六个营。二支队三团原本活跃在苏南一带，后来被军部调回皖南。在皖南事变中，一营的营长黄玉庭和三营的营长伍从祥英勇牺牲。四团二营的营长陈麟振后来调到军部工作，也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三支队有两个团六个营，他们是从闽北和闽东的游击队改编来的。其中五团是由闽北红军独立师改编的。一营的营长是原红二军团四师团长，曾经做过贺龙元帅的警卫员，名叫严昌荣。后来，严昌荣被调到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担任团长，在粟大将的指导下，他成了启东和南通一带有名的大将，第七团也因此远近闻名。可惜的是，1943年3月，新四军第三旅奉命出击外线，在攻打兴化县唐子镇的战斗中，严昌荣看到部队久攻不下，亲自指挥迫击炮炮击敌军。结果，炮弹突然爆炸，严昌荣壮烈牺牲了。
三营营长由夏强担任，他是原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的团长。夏强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
三支队六团是由原来的闽东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团长是著名的叶飞。三营的营长由原来的闽东红军游击队团长徐锦树担任。1939年，老六团接到命令离开皖南，向东进入苏南地区，与一支队一团进行换防。遗憾的是，只有第一营和第二营前往苏南，到达后重新组建了第三营。而原来的第三营则留在皖南军部，转归三支队五团管理。
在皖南事变中，三营营长徐锦树升任五团团长，率部死守东流山掩护军部，最后大部分损失，只有七十多人突围。徐锦树被俘，1941年深秋，他联络上饶集中营的党员计划挖墙越狱，被敌军发现，壮烈牺牲。
新四军的29名营长里，有7位在战斗中牺牲了，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
因为斗争很复杂，有些人在各种原因下离开了队伍，下落不明。
熊刚是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三营的营长，来自江西弋阳。他曾参与方志敏领导的弋阳起义，并因出色表现升为赣东北红军的团长。后来，方志敏带领队伍离开赣东北和皖南根据地，留下熊刚带着一个营与皖南红军游击队合并，成立了皖南红军独立团。他们在皖浙赣边界的山峦中与敌人周旋。
熊刚虽然很勇敢，但对国共合作很抵触。他曾经因为国军的疯狂围剿，在皖南山里呆了一年多，每天靠吃竹笋、喝泉水维持生活。再加上他非常怀念曾经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方志敏，而方志敏被国军杀害，所以他对国军充满了深仇大恨。
熊刚把部队带到安徽南边指定的地方后就离队跑了，很快就被当地的民团抓住了。幸好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的主任李步新用力帮忙，才把他救了出来。
熊刚获释后受到了处罚，职位降为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中队长，这个职位差不多就是连长。这样的结果让熊刚更加困惑。到了1938年的冬天，熊刚在带领学员们外出训练时又一次离开了队伍，自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还有一些干部因为工作调动到了地方，所以没有得到军衔。
杨洪才是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二营的营长，长征前曾是红三军团的一名连长。长征后，他被留下来在瑞金领导一个连队进行游击战，并担任汀瑞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新四军的营长、团参谋长以及苏中第二军分区的副司令员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第39师的副师长。上海解放后，他转任上海市嵩山区区长，后来嵩山区撤销，他又担任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之后，他被调到安徽省煤炭工业厅担任厅长。
艾明山，四支队七团一营的营长，是红二十八军的猛将之一。他曾经担任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的团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新四军的营长和团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淮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和江淮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后，他成为江苏省林业厅的厅长。
雷文学，曾经是七团三营的营长，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河南省商丘地区的专员。
朱国华曾是八团三营的营长，后来成为水利部水电建设局局长，为国家的水利事业做出了贡献。
经过综合分析，有4个人因为工作需要转到了行政系统，但他们没有获得军衔。
接下来我们聊聊那些获得军衔的营长们。
成钧是四支队八团一营的营长，他原来是红二军团的团长。抗战结束后，成钧调到新四军工作，担任营长。他善于谋划，因此赢得了不少以少胜多的战役，进步很快。到抗战胜利时，他已经升任新四军第七师的师长了。在解放战争中，成钧担任七纵司令员和三野二十五军军长。在渡江战役中，他消灭了国军第二十军，创造了歼灭一个军的光辉战例。建国后，成钧担任第十兵团副司令员和防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次有10位军人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们分别是：1团1营的营长熊应堂、1团2营的营长吴咏湘、2团1营的营长段焕竞、4团3营的营长刘亨云、5团2营的营长陈仁洪、6团2营的营长张潮夫、8团2营的营长朱绍清、9团1营的营长李世焱、9团2营的营长黄仁廷，以及四支队手枪团的团长詹化雨。
有三位军官被授予了大校军衔，他们是：廖昌金，担任第二团第二营的营长；陈挺，是第六团第一营的营长；余启龙，则是第七团第二营的营长。
一位被授予上校军衔的是4团1营的营长池义彪。
最后，要提一下最让人可惜的营长——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的营长叶道志。
叶道志来自湖北黄安，1928年加入红军，表现出色，晋升迅速。到了1933年，他已经担任红31军93师的师长。长征结束后，他改任红四军十师师长，师政委是后来的开国上将陈锡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调到新四军，担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和军部特务营营长。由于对职位不满，最终导致了一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