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帝张邦昌面临的千古难题：在忠义与自我保全之间艰难选择
回到岳飞遇害前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北宋末年，我们从那时的故事说起。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底，金军紧紧包围了北宋的都城汴京，切断了城内外的一切联系，就像把汴京放在了一个密封的罐子里。
最近，汴京城的气氛十分紧张，市民们的心情也很沉重，不过还没有到完全绝望的地步。
大家唯一的指望就是康王赵构了，他带的军队离京城很近。大家都希望赵构能快点带兵来保护皇室，尽快救援。
大家没想到，原本燃起的希望之光，渐渐变得暗淡，几乎看不见了。赵构在十二月初一的时候，在相州建立了元帅府，到了十四日就到达了大名府，到了十九日又赶到了更远的东平府。
金兵攻破汴京后，大肆抢夺金银财宝和珍贵古籍。接着，他们不仅掳走了徽宗、钦宗两位皇帝，还强行带走皇室成员、朝廷官员以及无数百姓，几乎把整个汴京城搜刮一空，就像把所有东西搬空一样，彻底洗劫了这座繁华的城市。
金兵撤退后，汴京的权力变得空虚，给金兵留下处理难题。为了避免赵宋复辟，便于管理，金兵要求大臣扶植一个听话的新皇帝，不得再立赵氏子孙，而是自己选一个异姓为皇帝，否则就要举兵进城。
城里的人都明白，金国人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口，但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要求，整个城市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汴京的大臣们接到这个任务时都感到十分震惊。钦宗已经投降了，而赵构又靠不住，金人想要屠城，所以必须立一个新的皇帝。
剩下的大臣们都明白，当傀儡皇帝风险很大，既可能危及生命，又可能会背上“宋奸”的骂名，而且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大家都互相推脱，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不幸的角色。
大臣们很快提议推选一位缺席者，经过核查，发现曾担任过宰执职位的大臣中，只有太宰张邦昌没有到场。于是上报了他的名字，金人对这个选择表示赞同。
张邦昌是河北永静军东光县人，他通过考试成为官员，修养良好，才学渊博，气度不凡。他曾当面批评大奸臣童贯，得到文人的赞赏。然而，就是这位人才，因为当时不在场，却卷入了重大事件。
各位大臣都在推卸责任的时候，张邦昌在哪里呢？是忙着自己的私事，还是像康王赵构那样逃跑了？实际上，他正在金营里做人质。张邦昌被派去干这种苦差事，并不是第一次了。
宋钦宗在靖康元年正月向金国求和，派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作为使者，实际上他们是人质。大臣们认为割地是国家的耻辱，没有人敢指责皇帝，只是侮辱出使的人。
张邦昌在出发前，想让朝廷下旨割让土地给他，但钦宗坚决不同意。后来他又请求接管河北地区的权力，结果还是被拒绝了。这样一来，如果割让土地的事情发生，坏名声就会落在张邦昌身上，这也表明钦宗并不打算让他回去。
不久，赵构被赵枢换回来，张邦昌从少宰升为太宰兼门下侍郎，表面看是升职，实际上却有很多苦楚。赵构逃走后，张邦昌被迫跟着金人去了北方的燕京。
张邦昌随金人北上时，因为胆小怕事，什么事情都听金人的安排，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也不曾反抗。金人说什么，他就怎么做。
当时的舆论对张邦昌颇有微词，说他一听要迁都就立马附和，但一提到誓死抗敌就往后缩。更有严厉的批评指出，他只要敌人说什么就听什么，敌人要什么就给什么，从来不用忠义之言激励人心、打击敌人。
总的来说，大家普遍认为张邦昌是个贪生怕死、只求和谈的人。在汴京安逸的生活环境中，很多人都正气凛然地指责他为危害国家的“国家蛀虫”。
张邦昌一个人身处险境，被皇帝和同僚抛弃了。因为大宋整体实力不够，他个人又能做什么呢？
张邦昌在金国待了一年后，在1127年的元宵节那天回到了汴京城外的金国营地。
张邦昌对城内大臣们已经“拥立”他为帝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这件事非常机密。望着汴京，他或许稍微感到一些宽慰，因为他经历了将近一年的人质生活，终于迎来了结束。
当时，城内的主要官员是吏部尚书王时雍。在起草劝进张邦昌称帝的文书时，众人互相推脱，礼部员外郎吴懋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写。最终，这份文书还是由王绍完成。王时雍率先签名，其他官员随后跟着附和。
普通百姓和僧侣道士们纷纷跟随官员一起签名表示支持，但御史中丞秦桧却例外，坚决不签名，并坚持要求“立赵氏”。这引起了小小的风波。金人因早有规定不允许这样做，于是愤怒地逮捕了秦桧。
到了二月底，金国将领刘彦宗、刘思等人拿到汴京城内百官联名推举的文书后，才把这事告诉张邦昌，说城里的官员们都劝他当皇帝。
张邦昌听到这个消息后变得非常激动，他严厉地责备了刘彦宗，并痛骂了城中的百官。接着，他决定绝食，表示自己绝不屈服：“如果立邦昌为帝，我宁可以死来表明我的立场。”
刘彦宗等人与金人合作时，善于推卸责任。为了把张邦昌送进城，他们承诺让宋朝的官员去劝降。于是，他们派士兵守在旁边以防意外，并骗张邦昌说要立赵氏的太子为皇帝，自己只是宰相。张邦昌信以为真，最终同意进城。
三月初一那天，金国人把张邦昌送到了汴京。大臣们用迎接宰相的礼节迎接他，交接完之后，金国人就离开了。但这一下子，所有的压力都落到了大臣们身上。张邦昌并没有直接进宫，而是住在了尚书省。后来，百官纷纷请求他登基，这样一来，他的压力就更大了。
张邦昌虽然性格软弱，但并不愚笨。他很快明白了当前的局势，随即说自己身体不适，腰酸背痛，食欲也不好。他反问道：“你们都害怕死亡，把难题都推给我，难道我就不怕了吗？”
官员们乱成一团，以为金人已经说服了张邦昌，而且张邦昌也答应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家觉得自己被骗了，私下里都骂金人不讲道理。
三月初二那天，金人突然送来消息，说如果三天内不拥立张邦昌为皇帝，就会在城里大开杀戒。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汴京的百姓人心惶惶。恐惧的气氛笼罩着每个人，就像李贺诗里写的“黑云压城城欲摧”，让人感到无比压抑和绝望。
朝廷官员因为形势紧迫，决定先稳住城外的金兵。他们谎称张邦昌答应即位，需要三天时间准备，定在三月初七举行登基仪式。金兵同意了这个提议，但官员们实际上只剩下很少的时间了。
朝廷官员一个接一个地劝张邦昌，城里的老百姓也纷纷到来，大家都哭着恳求，场面非常热闹。
张邦昌坚持绝食四天纹丝不动，最后还是在众人的劝说下放弃了这个念头。众人试图阻止他，厉声问道：“为什么要回到城里来害我百姓，为什么不在城外结束自己的生命？”
话说至此，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张邦昌还能说些什么呢？
于是有人再次劝说张邦昌，以解除他的疑虑：“您做皇帝只是权宜之计，金兵退去之后，您可以选择做伊尹那样的贤相，或者像王莽那样掌握大权，一切由您自己决定。”
到了这个地步，话说完了，张邦昌只好答应，并一再强调：“我用全家人的性命，换全城的安全。”希望后人能理解他的无奈，将来为他平反。但这件事很敏感，将来会怎样，大家会不会承认，谁也说不准。
三月初七，登基大典接近尾声时，张邦昌仍然试图挣扎，痛哭流涕，假装昏厥，希望能以此蒙混过关。然而，众人坚持将他救醒，并送至宣德门西门阙，完成那些复杂的登基仪式。
这段时间里，金人又派来了很多使者，并送给了张邦昌丰厚的礼物。张邦昌面向北方拜舞，表示接受金人的领导。虽然他名义上是大楚的皇帝，但实际上已经成为金人的附庸。金人看到张邦昌接受封赏并拜谢，非常满意，于是便离开了。
张邦昌策划的这出戏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上演。
金兵离开后，张邦昌和汴京的官员们紧接着上演了一场重大的戏码。
张邦昌现在就像刚进贾府的林黛玉一样，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时刻保持警惕，生怕做错任何事，尽量避免因为登基而带来的各种风险。
在百官朝贺的时候，张邦昌从宣德门走到大庆殿，然后又进了文德殿。他决定在文德殿处理公务，而按照惯例，皇帝通常会在紫宸殿或垂拱殿办公。
当时，有人准备了专供皇帝使用的豪华轿子，但张邦昌拒绝乘坐，执意要步行前进。
进殿后，皇帝正面向南而坐，而张邦昌却坐到西面的椅子上，接受百官的朝贺。王时雍等人想要行跪拜礼，但张邦昌急忙命令免去礼节，解释说这是全城百姓所迫，并非他的本意要称帝。
王时雍看出了气氛的变化，提议官员们向张邦昌行大礼。张邦昌为了避免别人误会，立刻转过身面向东边站立，明确拒绝了，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清白。
这个环节结束后，一旁的卫兵们都感叹不已：“以前常看到戏子假扮官员，今天却看到张太宰装扮成皇帝，真是难得一见。”
仪式过后，虽然张邦昌对坐上大楚皇位的态度还不明确，但许多官员都表示愿意为大楚效劳。王时雍被任命为枢密院的主管，并兼任尚书省的职务，而吴幵和莫俦则分别担任同知和签书枢密院事。吕好问则负责门下省的工作。大楚政权能够正常运作，离不开这些聪明能干的官员们的努力。
王时雍最有名，每次向张邦昌报告事情都说是“臣启陛下”，这让他经常被张邦昌严厉批评。因此，王时雍当时被人戏称为“卖国牙郎”。
当张邦昌要还政给赵氏的消息传到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那里时，有人献上一首诗来预言：“伊尹必归商，霍光终为汉邻。”宋徽宗听后非常生气，说：到时候我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
张邦昌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实际上他像伊尹一样行事，不用皇家的礼仪用品，府库上都贴着“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等待真正的君主来接管。他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管家。
张邦昌开会时，众人不需要跪拜或喊万岁。他自称“予”而不是“朕”，发布的指令称为“手书”或“中旨”，不用“圣旨”。
总的来说，张邦昌非常尊重君臣之间的礼仪，他没有自称为皇帝，也没有与朝廷大臣地位不平等，几乎没做任何超出规矩的事情。
张邦昌面对的是徽宗和钦宗留下的烂摊子，就像是一个散架的木偶，所有的关键零件都已丢失。即便如此，他还是慢慢地稳住了局势，一点点地把乱局收拾好。
张邦昌登基后，为了应对徽宗和钦宗留下的问题，实施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张邦昌登基之后，金国人打算撤回军队，但担心张邦昌声望不够，赵家可能重新掌权，就想留下一些士兵协助防守。经过张邦昌的极力劝说，金国军队最终被说服，全部撤走了，没有留下一个人。
金兵准备撤退前，想要搜刮汴京的财物，要求百姓交出金银，否则就要屠城。张邦昌给金兵元帅粘罕写信，请求留下大楚的积蓄，不要骚扰百姓。粘罕看了信后，痛快地答应了。
张邦昌把被金人扣押的大宋官员，比如含曹辅和受苏轼赏识但诽谤岳飞的孙觌等，还有他请求释放的反对他的秦桧，都被拒绝了。张叔夜和孙傅等人也被拒绝释放，他们都因为拥立赵氏，所以张邦昌没有称帝的野心。还有一些平民和僧道也被释放了。
第四，张邦昌保护了赵宋皇陵和宗庙免受金兵的破坏，并一直努力将政权归还给赵氏家族，采取了诸如“封存国库等待赵氏君主归来”等措施。
在张邦昌建立的大楚时期，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政府曾大幅减少了需要缴纳的岁币数量。
在宋徽宗和宋钦宗的时候，每年要给别的国家上百万的钱，二十万两银子，还有三十万匹布。到了张邦昌的时候，这些数字降到了十五万两银子和布。后来，南宋的赵构皇帝和金国谈和，决定每年给金国二十五万两银子和二十五万匹布。
从分析来看，张邦昌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和谨慎，他的一系列举动都显示出了忠心和小心的特点。
那时候，还有一些人心里存疑，太学生们就说：“虽然他说不想当皇帝，但我们不相信。”他们认为张邦昌虽然做了不少好事，其实是为了讨好民众，最终目的是自己登基称帝。
张邦昌以前曾让钦宗不高兴，同事也不愿意帮他。他的性格有点懦弱，但在国家危难时，他却超越了被俘的徽、钦二帝，比逃跑的康王赵构更有担当，行动也更实在。
张邦昌与金人交涉时，徽、钦二帝正被金兵押往北方。此时，康王赵构的下落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他到底在哪儿行动呢？
赵构最初想救援，但经过大将的分析后，他突然明白了。于是，他立刻南逃。之后，他再也没有想过要救援被俘的徽宗和钦宗二帝，只是偶尔喊喊“抗金”“迎二帝”这样的口号。
四月初，金军彻底撤离，汴京城又恢复了平静。这时，张邦昌的身份问题已经到了关键点，人们在讨论他是忠臣伊尹，还是篡位者王莽。
大楚官员们纷纷下注，王时雍警告张邦昌已经陷入困境，无法再归还权力，只能善终。而吕好问则提出了一个高明的建议，主张迅速将权力归还给赵氏，这样才有可能将祸转化为福。
张邦昌也采取了伊尹的行为模式。在吕好问等官员的策划下，他迅速交出了权力，毫不拖泥带水。
四月初四这一天，先邀请元祐太后，也就是孟太后返回皇宫，开始策划复辟的事情，目的是详细讨论复兴的大计。
正月初五，赶紧派人前往济州拜见康王赵构，清楚表达心意，并随后呈上玉玺。
正月初七，张邦昌派人带着信件前往赵构的大元帅府，表示愿意臣服。赵构听后非常高兴，立刻回应说：“现在朝廷和百姓都能得到安宁，你的功劳简直可以和伊尹、周公相提并论。”这就等于官方正式认可了张邦昌的贡献，把他和古代的贤臣伊尹、周公放在了同等的高度。
九月初，希望孟太后能够亲自掌管朝政，采取垂帘听政的方式来处理国家大事。
十号，张邦昌把职位让出来了。
孟太后在朝廷听政，张邦昌再次担任太宰，他退居资善堂，从此完全退出了政权。从他称帝到转为南宋太宰，总共经历了三十三天。
现在的问题是，康王赵构虽然被汴京的官员和百姓期盼，但他身处相对安全的地方，也不敢亲自去，只是派兵过去“收复”汴京。
尴尬的是，这场闹剧结束后，大家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没有人比其他人出色。当汴京的百姓和官员看到徽宗和钦宗被俘虏后，并没有起来反抗，反而拥立了新的皇帝。
康王赵构确实存在问题。钦宗和他的城中百姓最初视他为救国英雄和希望。但当他掌握了大量军队后，不但没有救援，反而越逃越远，置城中百姓的生死于不顾。
张邦昌退位后，表面上看起来无辜甚至显得高尚，但实际上，他曾是篡位的“逆贼”，这一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现在事情已经明朗了，责任划分成了焦点。大家都在关注，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汴京的官员和百姓？张邦昌？还是赵构？
在紧要关头，康王赶紧撇清责任。赵构在文书里说，金人狡诈，蔡京这些奸臣误国，不是大家不想抵抗，实在是敌人太狠毒。大家都点头赞同，请求康王即位。
赵构选择在南京暂避，因为那里远离金军，四周都是自己的亲信，相对安全。而汴京则随时可能受到金军威胁，官员和百姓的情况难以预料，所以不能轻易前往。
孟太后和汴京的众人都很无奈，因为赵构不愿意来，所以决定派人去南京。于是，由太宰张邦昌带领的一批大臣，赶紧出发前往南京。
张邦昌到了南京后，立刻跪在地上哭着认错，赵构也跟着哭起来，还一边安慰他。两人说话的时候，赵构总是表现出很理解的样子，像是在说：“没事没事，老张，我都懂你的难处。”
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被张邦昌等汴京官员及身边大臣拥立为帝，改年号为建炎，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高宗登基后立刻宣布大赦天下，张邦昌等人过去的行为不再追究，当时气氛非常和谐。但张邦昌没想到，事情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赵构当上皇帝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主战和主和的两派又出现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李纲和宗泽，而主和派的代表则是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派别的再次出现，让如何处理张邦昌和伪楚官员的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起初，赵构和主和派打算重新启用张邦昌来与金人求和。五月初五那天，赵构向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暗示，并共同商讨了如何处理张邦昌的事宜。
赵构计划，如果金人有异议，就由张邦昌转达“全国不忘赵氏”。张邦昌因害怕而自愿让位。赵宋复国，确实是天意，而不是因为反抗或不尊重金人。
黄潜善、汪伯彦这些主张和谈的大臣明白了他的意思，说：“我们遵命执行。”后来，赵构与张邦昌的关系有所回暖，封张邦昌为同安郡王、太傅。虽然他没有实际权力，但这显示了赵构的尊重，目的是让金人高兴。
因此，张邦昌最近多次向赵构提出辞职请求，但赵构认为他为国家做过贡献，所以没有同意张邦昌辞职。
直到主战派李纲来了并提交了“十议”书，局势才发生了急转直下。
这里的第四个话题是关于讨论叛逆和越界的行为。
张邦昌身为高官，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挺身而出，反而借助金人的力量，自己称帝改了国号。后来虽然迎回了皇上，但朝廷还是给了他很高的地位，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应当施以死刑，以此来警示他人，告诫后代子孙。
李纲认为张邦昌必须被除掉，他坚定地说：“臣不能与邦昌共事，一定要将他弹劾。如果陛下坚持要用邦昌，请先免去臣的职务。”
李纲将此事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选择，高宗难以决定，于是询问吕好问：“你当时在城里，最了解详情，应该怎样应对？”
吕好问善于避开敏感话题。对于汴京的人们强迫张邦昌自立为帝的事情，他只字不提，只是说：“张邦昌擅自称帝，大家都知道，他已经自首了，请陛下定夺。”实际上，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立场。
李纲看透了吕好问的心思，批评他说话语太多，做事犹豫不决。他直接指出：“康王僭越称帝，怎能留在朝廷？他应该被世人称为‘这亦是天子’！”
高宗赵构猛然醒悟，觉得确实没错，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民间也不能有两个主子，现在不应该再留着原来的皇帝了。
张邦昌随后被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并被流放到潭州，从此远离了宋高宗赵构，失去了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宋高宗赵构的官员仔细查办张邦昌的罪行，发现他玷污了皇女。高宗非常震怒，下令列举张邦昌的罪行，赐他死，并诛杀了当初积极支持大楚的官员王时雍等人。
吕好问是个特例，他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能够及时且顺畅地调整，因此没有被降级，反而被提拔为尚书右丞。这样一来，高宗赵构顺利完成了后续的清算工作。
使者拿着赵构的命令来到潭州，寻找张邦昌。张邦昌哭着解释说自己是被迫的，多次想要躲避。使者不耐烦，逼着他上了平楚楼。这座楼位于潭州的天宁寺内，楼名取自唐代沈传师的诗句“目伤平楚”。
张邦昌曾是大楚的皇帝，看到“平楚楼”后，似乎有所感悟。面对无法逃避的现实，他最终选择了自缢而亡。
事情还没有结束，张邦昌最终被写进了《宋史·叛臣传》里。就像杜甫诗中所说“盖棺事则已”，对于已经去世的张邦昌来说，他的“叛臣”身份已经确定下来，无法改变了。
张邦昌给人的印象不好。《宋史》里说他很坏，《说岳全传》里也是，要么是个无用的人，要么是个被杀的奸臣。
说起张邦昌，他并不像英雄那样大义凛然、刚正不阿。他称帝并不是出于责任感，让位也不是出于高尚的情操。从头到尾，他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推卸责任、求得生存。
张邦昌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他早就是主张和谈的人，并且曾经担任过割地使者，还劝别人投降。但是，真正做决策的是皇帝，张邦昌更像是被推到台前的替罪羊。说他是叛臣、奸臣或者纯粹的废物，可能都不太准确。
在汴京城面临大难的时候，真正起到关键保护作用的人并不是徽宗、钦宗或是高宗，而是张邦昌。
钦宗和汴京的官员曾经亏欠张邦昌，让他背负骂名，把最棘手的事交给他处理。
对于这件事，外来的爱国志士李纲可以指责张邦昌背叛国家、僭越本分，但那些躲在城外的吕好问和逃避责任的高宗赵构，相比张邦昌来说，又有什么更好的表现呢？
在张邦昌被贬杀之后，朝廷内部掀起了一股严厉追究责任的风气。对于当时那些身处困境、被围困的人，朝廷决定一律严惩，以此来警示他人。
李纲担任宰相后，做事果断严厉，他在处理张邦昌的事情上显得过于严厉。他认为，如果不严厉惩治张邦昌和伪楚的官员，南宋的根基就会不稳。
这件事虽然让书生李纲感到高兴，但却加重了朝廷内部的争斗，使得主战派因为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而变得孤立无援，最终导致李纲被罢免了官职。
南宋朝廷内部对如何处理张邦昌等人争论不休时，金国已经开始准备南下进攻。后来，金太宗借口张邦昌被杀，再次向南宋发动了侵略战争。
张邦昌试图维持的短暂和平已经结束，战争再度爆发。君主赵构倾向于和谈，而宰相李纲则主张抗战。两人立场相左，战争一触即发。
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多变，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无处藏身。
